华盛顿 — 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是非洲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之一，高楼林立，但是在繁华的角落里，存在着非洲最大的贫民窟，基贝拉。基贝拉女子足球学院是贫民窟内的一所女子学校，目前有大约130位学生。一位由上海来到肯尼亚寻求发展的华裔女孩徐翼，每个周末会到这里来教导这里的学生，她的付出，改变了一些贫民窟女孩子的未来。

中国一带一路效应 意外为贫民窟学校带来惊喜

基贝拉贫民窟就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市区之内，目前是非洲最大的贫民窟，理查德·德加是贫民窟的社区领袖之一。

理查德·德加：“基贝拉贫民窟居住着近百万人，它的面积大约和纽约的中央公园一样大，大部分的居民是没有技能的劳工，有些人在内罗毕的工业区内打工，大部分女性则四处帮佣，当然，这里的孩子也到学校念书。”

基贝拉女子足球学院是贫民窟内的一所女子学校，目前有大约130位学生。阿沙·加法尔是这里毕业的校友，现在担任学校内的志愿者。

阿沙·加法尔：“基贝拉女子足球学院成立于2006年，它原来是个足球俱乐部，女孩子们每周2到4会来踢球，一直到晚上9点。但是开始的2，3个月后，这些女孩子就慢慢不来了，学校创办人阿卜杜尔发现，这些女孩必须回家帮忙家务，打扫，带孩子，于是他创办了学校，让女孩子能待在学校里。”

一条在百年前由英国殖民者建造，穿越基贝拉边缘的窄轨铁路，没能为基贝拉的经济带来改善。百年后的今天，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下全新建造的标准轨距铁路 SGR，能否为基贝拉带来任何的经济效益，仍是一个问号。但是基贝拉女子足球学院，却因“一带一路”迎来了一位义务辅导老师，徐翼。

徐翼（课堂上对学生）：“我一年半前来这里的新闻俱乐部上过课，你们比他们更活泼有趣…(学生笑声…)，开玩笑的。”

出生在中国上海的徐翼，8岁时全家移民美国，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回到上海发展，具备中西方融合的教育背景及流利的中，英文能力，她趁着中国一带一路在非洲建设与扩张的时机，来到肯尼亚寻找发展事业的机会。

贫民窟性暴力犯罪严重 学生缺乏谋职面试技能

在工作之余，徐翼成立了中非技术倡议（China-Africa Tech Initiative），一个媒合中国资金与非洲创业人才的平台。同时，她还是一个帮助性暴力受害者的非盈利组织在非洲的负责人。

徐翼（课堂上对学生）：“你们能告诉我，在基贝拉贫民窟的女孩子生活上最困难的部分是什么？”

女学生（课堂上）：“在基贝拉贫民窟的女孩子们最困难的部分，就是很多其他女孩子被强暴了。”

徐翼（课堂上写黑板）：“…不是那女孩子的错…”

阿沙·加法尔说，徐翼也给这里女孩上商业课程，她通常在周末教课，教学生们如何写简历，如何写未来10年的规划，以及如何在面试时介绍自己。

徐翼：“这边有很多人可能会来一，两次，会教个课，帮助一点点的时间就离开了，其实我已经每个周末都会来，差不多有6个月了。”

德加会在徐翼下课后伴随她走出贫民窟的小巷，到大路上搭车，确定徐翼平安顺利地离开基贝拉。

由上海搬到肯尼亚 徐翼发展事业兼当志愿者

徐翼：“本来我在上海搬过来以前嘛，我的背景都是做高科技，特别是做市场推广和策略。我现在是在一个比特币创业公司，是在肯尼亚做市场部的经理。”

徐翼表示，她在上海的时候，认识了一些来自非洲的朋友， 得知中国因为一带一路对非洲大量投资，所以想要来肯尼亚寻找一些能够发展的机会。

徐翼在肯尼亚的家是一间内罗毕市区内的现代公寓，由透明的落地窗望出去，一个繁忙的，建设中的城市映入眼帘。徐翼说，附近很多的建筑物都是中国人造建的。

谈到目前为止来肯尼亚发展的经验，她说：“肯尼亚算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国家，不是特别发展所以如果你要找到特别是很专业的人，有很多年的经验，是很难很难找到的，培训在一方面是很难的，而且在文化上面，可能在中国教育是很重要的，在肯尼亚可能没有那么重要，所以你叫他们去努力的工作，自己去学习，可能就没有那种主动力。”

每个星期来回于市区与贫民窟之间，徐翼的付出对学生产生了正面的影响，哈比芭·朱马曾经是徐翼的学生。

哈比芭·朱马：“她教了我“电梯演讲”（Elevator Pitch）的技巧，我之前从不知道那是什么，当我申请图纳潘达学院时，在我的面试过程中，我用了她教的技巧“电梯演讲”，结果当场就被录取了，面试官问我，这些是谁教你的？哇，这很棒。”

徐翼华裔背景 扭转当地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

徐翼：“在我的经验当中,肯尼亚人都是很独立地，他们都有自己想法，而且他们很有控制，就是到底跟中国的合作方面是在什么地方，而且也知道中国推得太积极的时候，也知道怎么去反对。”

虽然身为美国华裔，但是徐翼的付出也改变了当地人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

阿沙·加法尔：“看到徐翼对待学生像是自己的姐妹一样，我对中国人的看法有点改观了。”

哈比芭·朱马：“我想我过去一直很害怕中国人，但是当我遇到徐翼，她非常的友善，愿意教人，也善解人意，这改变了我对中国人的想法。”

由美国回到中国，再来到肯尼亚，徐翼对3个截然不同的社会，得出了这样的观察：

徐翼：“在东方是collectivism, 就是家庭，国家什么是很重要的， 在西方是individualism，单独你自己要去得到全部的， 这种ambition是很重要的，在非洲最重要嘛，就是做好人，如果你在工作方面，在家庭方面，在朋友方面，最重要的是做一个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