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很清楚这项工作有多么艰难，所以我清楚她有多么出色。事实上，我不认为还有任何其他人能够如此胜任这个职位。”

6月9日晚间，两鬓斑白的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公开表达了对民主党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背书。一个半小时前，他刚刚在白宫会见了已错失提名可能的佛蒙特州国会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在确认这位老而弥坚的“民主社会主义者”不会在7月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搅局后，奥巴马才小心翼翼地同意希拉里阵营将这段事先录制好的背书视频放在网上。 此前几个月里，在为接替自己而展开的这场恶战中，奥巴马一直在旁观。现在，为了保住政治遗产，他准备大力支持希拉里。而随着在任总统直接介入选战，美国政治也彻底进入权力转移的大选时间，留给奥巴马的，只剩下最后半年的收官之旅。 

过去八年来，关于这位美国首位非洲裔总统的传记与纪实作品层出不穷，几乎所有人都能对奥巴马和希拉里的微妙关系说上几句。在奥巴马背书后不久，共和党推定总统提名人唐纳德•特朗普翻出其当年猛轰希拉里的竞选广告：“她强烈支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让南卡罗来纳州丧失了数以千计的工作机会。最糟糕的是，她投票支持了小布什的伊拉克战争。希拉里•克林顿，她什么都会说，但什么都改变不了。是时候该翻开新的一页了。”

讽刺的是，曾经“翻开新一页”的奥巴马，如今却不得不努力说服美国民众翻回到属于希拉里的“那一页”上。面对美国过去八年的改变与徘徊，奥巴马或许会觉得时间太短、短到难以实现曾经承诺过的那些变革。但事实上，美国的确在改变，变好或变坏，也改变着奥巴马那个无畏的希望。  

一个人的抗争：被府会分裂撕扯

2016年1月12日，奥巴马在最后一次发表国情咨文时坦言，“我的总统任期内有一些遗憾，其中之一即政党之间的仇恨和猜忌日益恶化的情况并未得到改变。” 诚然，如今政党政治的极化生态远非一任总统可以改变，更何况奥巴马是一位理想主义的不妥协者。或者，他的潜台词是，造成其任期内诸多遗憾的“元凶”正是华盛顿的驴象恶斗。

背负着改变承诺上台的奥巴马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彻底将美国带出某种程度上造就了他的金融危机。凭借第111届国会两院的民主党多数，奥巴马如小罗斯福附体般在上任第一个月就顺利通过涉及7870亿美元之巨的《美国复兴与再投资法案》，通过减税、投资基础设施、更新能源产业以及提升低收入群体福利等方式多管齐下地刺激经济复苏。

在基本有效遏阻危机之后，奥巴马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某些历史性的政策改革上。以耗尽所有变革魅力为代价，其终于在2010年先后成功完成《患者保护与平价医疗法案》以及《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这两个饱含着进步主义民主党人理念的历史性立法，旨在将遭受金融危机裹挟的中下层群体从人生危机的边缘拉回到正常轨道上来。

当时有观点认为，《患者保护与平价医疗法案》谋求逐步建立的全民医疗体系，不但实现了美国近一个多世纪的全民医疗追求，而且足以支撑奥巴马作为总统的历史定位，甚至他完全可以不需要第二任期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奥巴马医改”的确被列为奥氏总统任期内最为重要的国内政策遗产。2016年7月11日，奥巴马以法学博士身份在国际四大顶级医学期刊之一的《美国医学学会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国医疗改革：进展的数据与未来的展望》的政论文章。行文中，他一边通过大量数据列举说明医疗的必要与成就，一边为未来的继任者总结了些许经验：任何改变都很艰难，而超越党派的改变更难；既得利益者不会愿意做任何改变，所以在立法推进中，一定要采取所谓的“实用主义”。

不过，令奥巴马引以为荣的这种“实用主义”很快招致共和党阵营的强烈反弹。2010年中期选举中，对共和党时期两场战争泥潭的指责被“奥巴马医改”所带来的愤怒稀释得无影无踪。共和党夺回众议院多数席位，其背后主动力是短短四年的蛰伏中迅速涌现出的“茶党”势力。

随后，奥巴马和共和党国会众议院围绕政府职能疆界的经典议题展开肉搏。无论是2012年由标准普尔降级引发的“财政悬崖”，还是2013年的联邦政府关门危机，都是两党在如何开支联邦财政资源即联邦政府如何作为的原则问题上缠斗的直接后果。

2012年11月6日，成功连任的奥巴马还未完全绽放笑容，就不得不愁眉苦脸地面对日益临近的“财政悬崖”。事实上，所谓的“财政悬崖”原本可以避免。国会根据实际财政需求同意适度调整债务上限、确保国家财政信用的做法本应是常态，但这一次，共和党主导的国会却凭借“钱袋权”无所不用其极地与白宫较量、以维持“有限政府”的借口牺牲着美国的国家信誉。

同样，不惜代价的党争于2013年9月底再度上演。9月20日，国会众议院在新财年开始前无法通过相应拨款法案的预期下，通过了第59号决议案，即2014财年的延续拨款法案。该版本中加入的有关限制为“奥巴马医改”提供资金支持的条款，在随后的参议院审议中被删除，直接导致日后参选总统的得克萨斯州国会参议员泰德•克鲁兹采取了长达21小时19分钟的冗长发言来阻止这场政治闹剧。虽然参议院最后还是投票通过了无“奥巴马医改”的版本，但由于时间超时，最终两院无充分时间协商，从而导致预算协议无法达成，只得关门。这次政府关门从当年10月1日起历时16天，也是17年来美国联邦政府首次出现停摆。

面对共和党人从国会里发出的一再要挟，被府会分裂撕扯的奥巴马很快意识到，一个人面对国会共和党人时的无能为力。他开始更多寻求在国会山上打拼了36年的副总统乔•拜登发挥协调作用。不过，作为总统，在外公开宣示时他仍不改腔调：“如果让我毫无作为，我肯定不会同意，这不是左与右或者保守派与自由派的问题。”

为了避免“毫无作为”，奥巴马转而开始大量采用总统行政令，绕开国会立法推进政策议程。但从承诺改变到党争困境，民众对奥巴马政府的失望情绪持续堆积，使得在2010年和2011年两个秋天，即应对财政预算立法期间，其民意支持率连续下跌。

虽然在行政令的数量上，奥巴马远不及前任们，甚至堪称是20世纪以来使用行政令数量最少的总统，但其所涉及的政策领域广泛，涉及伊拉克撤军、调整阿富汗政策、气候与清洁能源、移民改革以及控枪等众多极具争议的议题。

其中，2014年中期选举后公布的触发重大移民改革的行政令，无疑在弥补所谓“追梦人”法案无法通过的遗憾。然而今年6月23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最终维持巡回法庭关于奥巴马移民改革行政命令部分内容违宪的判决，这意味着在奥巴马离开白宫之前，移民新政不可能真正推行。更为糟糕的是，奥巴马的各项政治遗产总会不时受到联邦最高法院的挑战。

而关于枪支管制的前后23项行政令，也是为了在潸然泪下之后不要再重演桑迪•胡克小学或奥兰多脉搏酒吧的惨剧。但综合各方统计，仅2015年全年，全美因枪支滥用而导致死亡的人数就高达13397人。面对国会共和党人和某些民主党人持有强烈的拥枪立场，特别是在各州州法中关于控枪尺度的大相径庭，奥巴马政府推出的控枪政策始终无法解决枪支泛滥的顽疾。

行政令虽是奥巴马面对党争的权宜之计，却充满了通过“先行体验”为某政策积攒民意支持的良苦用心，期待有朝一日可以聚合足够强劲的立法压力，让理想主义一步步走进现实。

2014年4月1日，美国白宫的椭圆办公室内，美国总统奥巴马与其团队正在交流《平价医疗法案》的进展情况。该法案通过后，美国医疗报销覆盖率将从85%上升至95%，基本实现“全民医保”。

美国经济结构进一步失衡

凭借在任总统的优势，奥巴马得以在2012年顺利连任，但其所赢得的州数、选举人团票数以及选民票数都罕见地低于2008年首次当选时的水平。这意味着，奥巴马的变革“魔咒”已屈从于残酷的现实。

2013年开年之后，奥巴马的民意满意度再次松动下滑，并在10月跌到不满意度之下。同样获得差评的还有国会山，民众对国会整体的不满意度持续在80%左右的高位。整个奥巴马任内，依照盖洛普民调显示，至少有七成美国民众对国家发展方向并不满意，并对政治精英充满了不信任感。

但令人玩味的是，2016年2月以来，奥巴马长期低迷的支持率意外满血复活：最高满意度达55%，基本上恢复到2012年连任之后的水平。正如奥巴马在最后一次以总统身份参加白宫记者招待晚宴时戏谑的那样，这种回升得益于更不受欢迎的希拉里或者特朗普所制造的映衬效果。

无力把华府斗争哲学“掰直”的奥巴马，似乎在统计指标意义上完成了经济复苏的任务，虽然很缓慢，甚至令选民无感而无奈。 以2015年为统计点，联邦财政赤字约为4384亿美元，是2009年规模的三分之一；GDP增长率已从2009年的-2.8%成长到了令整个西方世界侧目的2.4%；4.9%的失业率重现着金融危机之前的回忆；人均支配收入的增长率也难得地来到了3.4%。

奥巴马本人对此胸有成竹：“我的确拿我们的经济表现与历史上所有面对金融危机之后的国家对比过，我们可能比现代历史上任何一个大型经济体都做得更好。”但与这些完美报表严重对立的是，同期民调显示，改善经济与就业状况仍是美国公众最为关注的议题，而民众中认为美国经济体系明显不公平地向富人倾斜的比重超过七成。

2009年之后的美国经济虽然在缓慢复苏，但其主引擎并非奥巴马口口声声要扶持的实体经济，而是全球范围内流动资本周期性的重新配置。其结果是，被视为维持社会稳定中坚力量的中产阶级持续萎缩，富人群体膨胀的速度超过穷人群体，贫富差距加剧。由消费带动的非专业的中低端服务业提供着最多的就业岗位，2014年的这个数字超过80%，而实体经济的贡献却只有15%。大量中低层白人只得找沃尔玛收银员之类的工作勉强养家，而这些收入有限且不稳定的岗位却又极易被少数裔或新移民取而代之。

换言之，奥巴马治下的经济复苏是以美国经济阶层结构的进一步失衡为代价的。事实上，他一个人根本无力改变资本全球化流动大趋势给美国经济带来的巨大影响，能改变的只是扭转小布什时代的错误。他的成功之处是接受美国经济的自我修复，而彻底实现美国产业结构的跨时代变革仍在路上。 

族裔矛盾持续加深

在美国经济失衡的大背景下，奥巴马任内的族裔矛盾持续加剧。2010年的人口普查中，拉美裔已超越非洲裔上升为美国第一大少数族裔，而按照保守估计，美国在50年后极有可能成为无多数族裔人口结构的国家。而非美国本土出生的移民激增——从1970年的4.7%增长到2013年13.1%，是构成少数族裔膨胀的重要原因。

如此剧烈的人口结构变动，令同性婚姻、堕胎、控枪等众多争议议题更趋复杂化，也酿成了民意中的排外情绪。

2015年2月美国CNN的一项民调显示，39%的公众认为奥巴马任内白人与非洲裔关系越发恶化，认为关系好转者仅为15%。面对2014年的弗格森种族骚乱以及2015年巴尔的摩种族骚乱，奥巴马在一次广播节目中承认，“种族歧视，我们还没有治愈它，任何社会都不会在一夜之间抹去200、300年之前发生的所有事情”；而在2016年因族裔冲突而导致的达拉斯杀警事件之后，奥巴马只好内部归因：“我们对警察要求的太多了，而对自己要求的太少。”  

更为严重的危机来自于新移民群体。当他们无法在美国社会中发现适合自己的价值定位时，加之极端思想的驱使，黑色悬疑小说《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中的故事便会反复上演。于是，全世界看到了2013年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2015年加州圣巴纳迪诺枪击案乃至2016年奥兰多枪击案等一系列复合型暴力事件。

身为少数族裔，奥巴马却无力安抚仍占据主导地位的白人群体与少数裔群体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位在2016年共和党初选中被攻击为“按照白人养大”的非洲裔总统无法抚平白人心中日益滋长的敌视，也难以解决全球化背景下人口迅速流动给这个移民国家带来的新困扰。当约四成美国民众同意将1150万“无证移民”驱逐出境，或者超过一半民众反对美国接受叙利亚难民时，特朗普整理着头发、大腹便便地走上了前台。  

党争极化乃至碎片化下的政治衰败、资本全球性逐利流动和产业空心化下的经济失衡、价值观冲突与人口结构巨变下的社会失序，是奥巴马面对了八年的美国，是他一个人努力改变着的美国。我们无法假定过去八年里，如果没有奥氏变革，美国又会如何，但或者只有在历史的沉淀之后，人们才能认清成败之间的奥巴马。 

2013年1月28日，美国白宫的罗斯福厅，美国总统奥巴马、副总统拜登与执法官员会面，讨论旨在减少美国各地社区枪支暴力的政策。针对枪支暴力案频发的现状，奥巴马不久前签署了23项总统令，要求国会重新立法禁止攻击性武器销售，却遭“拥枪派”抵制，部分国会议员在媒体公开扬言弹劾总统。

反思奥巴马现象

“我已经被共和党人指责太多了，但如果他们因为不满意那个总统提名人（特朗普）而指责我的话，简直是天方夜谭！”3月10日，在会见加拿大新总理贾斯汀•特鲁多时，逊色不少的奥巴马有些恼怒地强调自己是在努力团结美国而非分裂美国、更不是如今“特朗普现象”的诱因。

不过，如果将如今的选举背景与2008年做比较的话，民众关于切实变革的期待可谓有增无减，甚至更为迫切——精英政治毫无作为、经济复苏缓慢令民众失望、社会分歧以及族裔多元化引发焦虑、国际安全环境令人失落与不安。而今，选举中凸显出的多层次民怨，几乎是2008年大选时民众“思变”情绪的进一步积累与释放，这其中，奥巴马或许没有责任，如果一定要指责的话，是他在八年前太过于乐观、许下了太多无法兑现的承诺。

不可否认，如今的“特朗普现象”或者“桑德斯现象”其实与当年的“奥巴马现象”如出一辙。

奥巴马的历史性当选就是凭借资浅的“反建制派”定位、回应民众的变革诉求、承诺实现变革才得以实现的。金融危机后的“思变”情绪并未充分释放，而对奥巴马的失望又持续累积，民意转而期待一位距离传统政治精英更远的“反建制派”参选人切实实现某种改变。而今，无论是特朗普还是桑德斯，都在分享着奥巴马的套路。与奥巴马竞选时面对民怨的正面承诺不同，特朗普的竞选主线是偏执地利用乃至煽动选民的负面情绪。正如纽约市前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在放弃参选意向的公开信中的评价，“特朗普唤起了我们的心魔。”

面对全球化带来的资本流动与人口流动的交互影响，美国民众特别是中下层遭遇着严峻的经济与就业冲击，这一矛盾在金融危机之后愈发激化。而从奥巴马“能够相信的变革”的落空，到今天特朗普的“本土主义”或桑德斯的“平民主义”，美国选民只能寄希望于选举产生下一个可能实现改变的新总统。

在2016年夏季版《外交事务》的撰文中，美国著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提出了实现改变的路线图，“美国政治制度事实上经历了大幅度的衰败，如果民怨情绪无法引发睿智的领导和善治的政策，这种政治衰败就不会得到解决。”按照福山的目标，奥巴马显然不合格，但下一任总统就能够做到么？

面对美国当前极化的“否决政治”以及不公平的经济与社会制度，身处其中的希拉里与特朗普或许同样束手无策，从而令民怨陷入下一个单曲循环的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