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经济观察报，首发于2013年）

　　《民主的奇迹》与《论美国的民主》、《民主的历程》并称美国民主三大杰作。与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和布尔斯廷《民主的历程》这两部学术著作不同，《民主的奇迹》是一部美国制宪会议实录。1787年美国费城，一场原本只为修订旧条例而召开的联邦大会，55位代表，平均年龄不到43岁，来自12个立场各异的州，代表不同的利益群体，激辩四个多月，在几近绝望的气氛里，缔造出不朽的政治文献——美国宪法。

　　凯瑟琳·德林克·鲍恩曾说：“我说出真相，没有我愿能说出的那么多，但跟我敢于说出的一样多。当我年岁渐长，我就敢说出更多一点。”书中，1787年前后的美国：内忧外患，危机重重，地方强而中央弱，大小州、南北州、工农州之间纷争不绝……要在此局面中制出一部通行于这片广袤土地的宪法，简直是匪夷所思的任务。这任务落在55位齐聚美国费城的会议代表头上，他们激辩整个夏天，有人出言威胁，有人离场抗议，连当中意志最坚定的人都心生绝望。鲍恩还原充满火药味的会议现场，不避阴暗面，让读者见证一部当时闻所未闻的宪法如何在最大限度的激辩和妥协中诞生。

　　“奇迹”未必可复制，但背后的成功因素及精神内蕴，则给人以启示。以“民主的奇迹”为主题，由刘苏里主持，刘瑜、张千帆为嘉宾的新书沙龙最近在北京举行，以下为两位嘉宾在沙龙上的观点摘要：

　　民主的奇迹

　　刘瑜：美国是历史上第一个进行现代的代议民主制试验的国家。因为转型的过程中有很多腥风血雨，哪怕是今天的民主转型，很多国家仍旧在转的过程中翻船。中国从一百多年前辛亥革命开始，就一直在转。两百多年前的美国能够转型成功，这是奇迹。同时期的法国大革命也是企图走向共和，而且法国的启蒙精神、启蒙文化和意识也是非常强大的，但是它没有转成功，最后转成民众的暴政。所以这本书叫《民主的奇迹》。

　　张千帆：书的原名直译应该是“费城奇迹”。“民主的奇迹”这样的书名在当下中国出版，本身也挺奇迹的。在我们国家，“民主的困惑”、“民主的困境”诸如此类的书名会比较好出。美国民主是不是奇迹？原书的书名为什么不是费城奇迹，而是民主的奇迹？在费城到底干了什么？我们说费城立宪，制定新宪法，但是制定这部新宪法的初衷是什么，是不是促进民主？我说它是顺应民主，因为美国立宪者看到民主是不可逆的大潮，就不阻挡这个潮流了。用今天的话说，是为了保护既得利益。美国立宪者，都是精英、有钱人，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官二代、富二代。他们希望通过制定宪法，给新生的民主立个规矩。我相信美国民主不成立联邦也可以如火如荼推进下去，不指定宪法也可以发展下去。但他们很恐惧，怕地方势力掌权以后，搞“多数人暴政”。当时各州普遍的做法是废除债务，议会通过立法宣布，以前的欠债一笔勾销，这也正是这些大财主、大富豪害怕的事，因此他们通过宪法明确禁止这么做。三年后，通过宪法保障人权、自由、财产，这是他们的目的。美国的立宪经验和别的国家出发点不一样。中国想学美国，学不了，相差太大。但美国经验也要学，学什么？我觉得首先是这句话：既得利益者如何理性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美国的既得利益者通过制定一部宪法来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这是不是一个奇迹？今天有哪个富二代、官二代想过通过立宪或者落实宪法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费城会议的127天，体现了美国立宪者的素质，这是我们应该学、必须学，可能也学不到的。

　　刘瑜：确实有一部分人认为，独立战争是场革命的话，立宪会议本质是反革命。因为独立战争释放了民间的能量、社会的能量、自治的能量，立宪会议把这种能量给重新往回收一点。而法国革命、中国革命都是放开了却收不回来，立宪会议的确有所谓反革命的一面，就是建立秩序，建立制度，抵制多数暴政。但如果说这只是一场利益集团保卫自己利益的会议也有争议，这个会议之所以能开下来，是因为他们在斗争激烈的同时，分享了很大一部分共识。这个共识首先是保卫权利，这是他们共同的理念。为什么《人权法案》是到两、三年之后才通过，而不是在立宪会议中提出来，并不是因为有人反对保护人权，而是因为对所有的参与者来说，人权是如此的不言自明，我们不需要重新把它列举出来。书里面有一节讲麦迪逊，还有很多联邦党人说，为什么我们还要列举人权，难道我们要列举想吃什么的权利吗？难道要列举周末去哪玩的权利吗？这些不都是像阳光、空气、水一样不言自明的吗？

　　他们除了保护权利的理念，还有分权的理念。和分权联系在一起的是宽容、妥协精神，因为权利是要大家分享的，当我们遇到冲突和矛盾的时候，我们可以妥协，妥协并不意味着投降。在中国，大家也有一种共识，这个共识就是“枪杆子里出政权”。这个话虽然是共产党说的，但是从袁世凯到孙中山、蒋介石都信奉这一条，然后会议开不下去就要用枪杆子解决。

　　张千帆：事后看来，美国立宪在制度建设方面确实是一个奇迹，这体现在很多方面，它的模式世界上从来没有过，以前只有理论上的设想，等于是美国立宪者自己绘图，自己去做，非常认真地去实施一种人类理性设计的制度。

　　民主是妥协

　　刘瑜：我非常困惑，如果今日中国错过妥协时机会不会演化成激烈的暴力冲突，因为中国是枪杆子里出政权的习惯。讲到西方的妥协传统，它很大程度是打出来的，像英国的国王和贵族，打了几百年，最后打的筋疲力尽，谁也不能完全制服谁，才来讲光荣革命。我们今天讲光荣革命是和平的、理性的，几乎不流血的革命，那是因为前面流了很多血，英国内战死了大概十来万人，按照当时的人口比例是非常惊人的，他们最后的妥协，也是因为筋疲力尽打不下去，发现这样下去解决不了问题，咱们都各让一步，接受分权制衡的宪政安排。妥协的一个背景是势力上的势均力敌。这也是为什么今天和文革相比，实现妥协的可能性更大，是因为国家和社会的力量对比更接近了，当力量对比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出现一个契机，妥协也就有了可能。

　　妥协还和社会共识联系在一起，假如社会太撕裂，制宪会议中不是大州和小州较量，不是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较量，而是保皇派和民主派较量的话，有可能他们妥协不到一块去，因为观念的两极化太严重，这也是中国的情况，一方面是掌握权力的人丝毫没有放弃权力的愿望，另一方面是社会变得越来越不耐烦，在微博上，民间对一些体制内的力量及代表人物，表现出来的那种极端的不耐烦和痛骂，也是两极化的一个表现。

　　张千帆：一个社会要妥协的话，必须存在一定的社会条件，包括几大阶层和几个利益集团的均势，如果没有这个很难妥协。我也不同意这种均势必须通过打出来，中国打仗打了几千年，也没有打一个妥协出来。美国宪政对我们来说，最大的一个奇迹当然就是它能够无中生有，从原先没有一个国家，通过宪法造出一个国家，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是随时可以放弃的。如果谈崩了，那就没有一个国家，这对他们来说无所谓。它对我们显示的是如何通过正当的妥协方式去建造一个可持续的、稳定的国家，而不是事先设定一个大一统。中国有一些谁都不能质疑的前提，如果你去质疑，那就是分裂国家，我就可以动用国家机器来整你。这种思维模式之下，流血会永远继续下去。

　　美国民主可以借鉴吗？

　　刘瑜：有些东西是可借鉴的，有些东西借鉴不了，比如社会结构，你不可能照搬它的社会结构，它的文化、历史也不可能照搬过来，但是我觉得至少在制度设计上还是有借鉴的可能性。如果我们去看制宪会议的争论，有好几条线索，最重要的一个争论就是爱国主义和爱州主义之间的张力。我们中国人会讲爱国主义是天经地义的名词，但实际上爱国主义的概念和它背后的价值观是人为塑造出来的，为什么是爱国主义，而不是爱省主义，不是爱县主义，不是爱乡主义，为什么一定要把政治认同放在国家层面上？美国在制宪的阶段，爱国主义就不是占有先天道德优势的话语，最后争论下来，找到了集权和自治之间的平衡，这种平衡是通过很多制度设计来实现的，这些制度安排是可以借鉴的。

　　讲到中国模式的扩散，不用说对美国的冲击，对欧洲、对发达国家的冲击，哪怕它想冲击发展中国家都很困难，虽然有一些小国、穷国，为了拿到中国的投资，会跟中国政府表示友好，但即使在赞比亚这样的小国，也发生过好几起当地工人冲击中国企业的事件，而且赞比亚执政党在某种意义上是通过反华的口号和政策当选的。虽然这些国家可能出于策略性考虑来跟中国建立良好的关系，但中国未必能够冲击他们根本的制度和民间的观念。

　　张千帆：我们这种发展模式，很可能最后害的还是我们自己，害不到别人，也没有能力害别人。这种模式是以一种不对国内人民负责的方式做事。如果把一个国家看成有机体，一个自由的国家，它的各个部分都能协调的很好，有哪个部分协调的不好，马上就会发出信号去解决问题，就跟人体一样，胃痛了就去解决胃痛的问题。我们需要借鉴美国的地方很多，首先是这种立宪模式。这种立宪模式是一种真正的实用主义，你要尊重个人，每个人都有自由的表达空间，这样形成的一个共同体是真正的共同体。

　　中国现在国际环境比美国立宪时的国际环境要优越得多，因为那时国际政治是完全的专制横行，也没有联合国协调，同时美国还面临着战争。现在中国的国际环境一片大好，所有强大的国家都是自由民主国家。这些自由民主国家对内要对国民有一个基本交待，一般情况下不会主动发动战争，除非专制国家触动它的利益。中国的条件也不是特别好，那么多人口，也不是很大的一片地，这个地有很多还是用不上的戈壁滩，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那么强大，现在有谁要这个地？如果说中国和别的国家之间关系搞糟了，恐怕至少一半以上的责任在中国自己，有什么理由中国不继续执行以前的韬光养晦政策，首先把自己的内政搞好呢。

　　刘瑜：如果一定要进行国际环境比较的话，今天中国政治转型的国际环境比美国当时要好。我们经常拿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比，法国大革命为什么失败？有很多的原因，但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法国是大陆国家，它周围有很多邻国。当时法国要搞共和，英国、普鲁士、俄罗斯都看不惯，他们组成反法同盟攻打法国，使得法国的政治主题从启蒙走向了救亡，而政治主题从启蒙走向救亡的时候，民族主义情绪成了新的专制基础。对今天的中国来说，世界主流大国都是民主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进行政治转型的话，单从功利的角度来说，它也会降低中国和外国交往的交易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