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清涟）2015年12月31日，德国科隆中央火车站发生了1000余名阿拉伯裔男子分组包围性侵并抢劫90余名德国女性的恶性事件，斯图加特、汉堡也发生了类似事件约10来起。这些事件在社交媒体上传得沸沸扬扬，但德国那么多媒体，却因“政治正确”选择了沉默，直到2016年1月4日，《法兰克福汇报》以《科隆性侵，女市长召集危机紧急会议》（Sexuelle bergriffe in Kln Oberbürgermeisterin beruft Krisentreffen ein）为题报道，德国媒体才纷纷跟进，期间媒体失声了三天整。如此恶性事件的发生，德国总理默克尔与德国政府的失误迟早会被批判。但我在本文中，只想谈谈德国媒体在政治正确的蒙蔽之下，如何丧失了媒体作为社会风险瞭望者的功能。

难民强奸德国女性，并非始自新年前夕

德国这个民族，从二战之后背上了沉重的道德包袱，非常害怕外界对其种族主义的指责，人人都担心因触碰这个话题而被贴上新纳粹的标签。这就是默克尔至今仍然主张接收难民无上限的社会背景。

随着百万难民的涌入，许多德国人认为难民数量已经超过了德国社会的承受能力，但却没有适当的管道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只好聚集在Facebook上表达担忧与不满。但默克尔政府的做法是：将质疑政府难民政策的统统打入“黑暗德国”，其言论一律被看作是“新纳粹的种族歧视言论”，于是出现了德国版的网络监控。2015年9月14日，德国法务部长马斯（Heiko Maas）召见了Facebook代表团，要求建立一个由Facebook、民间社会组织和NGO组成的工作小组，迅速删除“仇恨帖子”，除了删帖之外，还要加强用反证来对付仇外言论。9月下旬，在纽约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间隙，默克尔当面提醒Facebook的CEO扎克伯格，Facebook涉难民种族言论增多，扎克伯格承诺严控。

也因此，难民成了德国的法外宠儿。据说，难民在超市偷东西50欧元以下，由政府代偿。店主就算是将警察叫来，也会无罪释放。但德国人及其他国家的移民，只要偷一丁点东西就会遭受处分。零星的难民强奸案也发生多起，由于主流媒体拒不报道这些“不和谐”消息，只关注难民的痛苦，批评德国照顾得不太周到，这些“不和谐消息”就只能在德国人当中口耳相传。

科隆12·31大规模难民性侵事件，推根溯源，都是欧洲左派政治长期以来坚持所谓“政治正确”惹的祸，具体来说，则是德国政府不当政策诱发出来的后果。德国媒体在这段时期内，对有关难民的负面新闻采取的无视、默杀报道方针，即使不是助纣为虐，也是推波助澜。这一状况，现在总算有媒体愿意思考了，有篇报道题目为：《科隆性侵之后：媒体失灵怎样威胁社会和谐》

萨拉辛：被德国政界与媒体射杀的“带坏消息来的人”

我一直对欧洲社会严重左倾的“政治正确”心存看法，德国经济学家蒂洛·萨拉辛（Thilo Sarrazin）的遭遇让我有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

德国的移民潮始于二战之后，近20多年逐渐进入高峰，引起了一些有识之士的担忧。2010年8月，经济学家、德意志联邦银行董事蒂洛·萨拉辛出版了《德国的自我毁灭》（Deutschland schafft sich ab）。作者通过对一些统计数据的分析，在书中表达了这样一种担忧：由于大量移民涌入，德国正在走向毁灭。大量来自中东的移民生育率较高，其人数将可能超过德国本土居民。作者指出以下事实：穆斯林移民对融入德国社会不感兴趣，他们不愿依法缴税、不愿为社会作出贡献。生活在柏林的大量阿拉伯裔和土耳其裔移民，从事的行业主要是卖菜和卖水果。由于这个群体数量不断增大，导致德国整体识字率和数学能力大幅下降，德国正逐渐变成一个“笨蛋国家”。萨拉辛特别提到在德国的穆斯林群体，他说：“穆斯林移民无法像欧洲的其他移民群体一样融入当地社会，其原因显然不是基于他们的种族，而是深刻根植于他们的伊斯兰文化。”

萨拉辛的这些言论，让他遭受了灭顶之灾。德国各界不在意他讲的是不是事实，而在意他这本书的“政治不正确”。指责他的人马当中，主力是德国政界和媒体，德国总理默克尔则是领军人物。

这本书于2010年8月30日在柏林发行。但政界与媒体的围剿却已事先布阵。8月29日，默克尔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说，萨拉辛的言论“完全不能接受”，这样的言论无异于“蔑视整个社会”，其言论具有歧视性，阻碍了德国在移民问题上的讨论，她希望联邦银行就此事进行讨论；德国外长韦斯特韦勒表示，“助长种族主义甚至是反犹主义的言辞在我们的政治表述中没有位置”。

德意志联邦银行董事局发表声明，严厉谴责了萨拉辛的言论，指责其言论违背了该行规定，“损害了德意志联邦银行的声誉”。8月31日，德意志联邦银行董事会应社会要求，就取消萨拉辛的董事资格一事举行听证会，听取萨拉辛对自己种种涉嫌种族歧视的言论进行解释，并将讨论如何处理萨拉辛。此后，董事会其他成员达成一致意见，请求总统伍尔夫解除萨拉辛的董事一职。这是这家银行历史上第一次向总统发出类似的请求。萨拉辛在巨大的压力下辞职。他的辞职并未降低民众的愤怒，不断有民众将其称为“种族主义者”，要求其“闭嘴”。

萨拉辛不但成为本国政界与人民的“公敌”，还受到欧洲其他国家媒体的激烈批评。英国《金融时报》于9月10日发表托尼·巴伯的评论《欧洲政客不该拿移民做文章》，义正辞严地将萨拉辛批判了一番，还打兔子带搂草，修理了荷兰、意大利好几位“种族主义者”。

只有极少数学者支持萨拉辛。德国土耳其裔社会学家内克拉·凯莱克就是萨拉辛的坚决支持者之一。凯莱克说：“萨拉辛是在呼吁我们穆斯林移民反思自己在德国发挥的作用，用种族主义来指责他是很荒谬的，因为伊斯兰并非种族，而是一种文化和宗教。”

言论自由是民主社会保持活力的前提

美国当然也有“政治正确”这一习惯，但能将“言论自由”和“追求真理”之间的界限划分清楚，认为言论自由只有一个目的，即保证每个人能够说出他自己的声音，保证这个世界永远有不同的声音。而绝不是保证人们只发出一种声音，哪怕公认为这是“真理的声音”。因此，今年在总统候选人竞选时，才会出现川普这位以言论“政治不正确”为显著特点的竞选者。虽然白宫表示不欢迎川普成为总统候选人，但不能强行要求共和党取消川普的竞选资格。

美国新闻界的标杆人物约瑟夫·普利策曾有过一段名言：“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报。”由于这一传统，美国坚持一条，不射杀带来坏消息的人，主张媒体人充当“扒粪者”。

萨拉辛事件表明，德国媒体缺乏担任“不测风云瞭望者”的意愿。2015年，默克尔的不设置难民接收数量上限的政策与部分媒体及德国人的“欢迎文化”，为德国迎来了109万难民，引发了大量社会问题，比如700多起攻击难民营事件、巨大的社会福利压力、迅速下降的社会安全，以及12·31科隆、斯图加特汉堡性侵事件。面对如此困局，不知德国人是否开始后悔，当年不应该用这种扼杀言论自由的方式对待政治不正确的言论？

我真诚地希望，德国媒体今后不要做“灯下黑”，在12·31事件之后痛定思痛，结束过去那种因坚持政治正确只报导光明面的报春鸟角色，对政治不正确的言论给予一点点宽容，不要射杀萨拉辛“这类带坏消息来的人”。在政治正确蔚为风气之时，赞美只是随波逐流，批评则需要更大的勇气与道德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