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30年来最大减税政策正逐步达成。美众议院税收委员会主席Brady日前表示，他们正在和特朗普团队沟通公司和个人减税条文的制作时间，以及明年美国税收编号的重新制作。

针对个税，双方都希望将个税税率由七档简化为三挡，分别为12%、25%和33%，目前最高个人所得税为39.6%。企业所得税双方存在分歧，特朗普希望将最高企业所得税由35%降至15%，众议院希望由35%降至20%。关于公司海外收入，双方拟征收8.75%特别税收。

这项政策正式落实，将对美国经济产生深远影响，一方面拓展企业净利润空间，提高企业投资积极性，另一方面，将引导美国企业回流本土，创造更多工作岗位。

美国经济学家拉弗曾指出，高税率不一定意味着税源增多，相反，将严重影响到人们工作热情，并打击企业投资积极性，偷税漏税动机将增强，长此以往，将降低政府税源，如果推行减税政策，虽短期对政府财政产生影响，长期则增加政府税源。这一建议被后来里根政府所采纳，通过史上最大规模减税计划，为后来经济繁荣奠定下基础。

庞大规模减税外，宽财政 紧货币，构成特朗普经济政策核心。在很多人看来，这个政策组合存在矛盾冲突，基建和减税必然提高政府债务上限，而加息将增加财长扩张的融资成本，财政扩张与货币紧缩难以并行。

不妨设想一下，如果特朗普首先采取紧缩政策，同时加大对海外企业征税力度，必然吸引海外资本持续回流，全球金融市场动荡环境下，美国债市将成为最大避风港，这将为低成本基建融资开创巨大便利空间。况且，随着制造业逐渐回归，将为政府提供更多税源，财政收入的充裕，能够有效降低政府债务压力，这也是特朗普要求削减海外军费的根源。

无论特朗普炮轰美联储和耶伦，要求回归稳健货币政策，还是强调大规模减税，加大财政刺激，很多地方均参照当年里根政策路径。与特朗普与耶伦在货币政策方面存在分歧类似，里根上台后，也对时任美联储主席沃尔克间存有矛盾冲突，不过，与目前情况有着本质不同。

上世纪70年代，由于货币超发和国际油价上涨，美国经济陷入严重滞胀，1981年美国通胀率已达13.5%，离超级通胀仅一步之遥。1979年，保罗 沃尔克被任命为美联储主席，至1981年，他将联邦基金利率提高到20%，超高的利率压低了通胀，但导致严重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至10%以上。

为此，新上台的里根要求大幅降低利率，被沃尔克以保持美联储独立性为由断然拒绝，几经争论后，里根选择了妥协，至1983年，美国通胀水平下降到3.2%，1986年降至1.9%，随着劳动力和要素资源价格跌落，企业投资触底反弹，至里根任期结束时，美国GDP增长维持在3.5%以上。更重要的，一场沃尔克冲击（引发国际油价下挫），重创了前苏联经济，让美国成为冷战的最后赢家。

格林斯潘接任美联储主席以来，走上截然相反道路，长周期货币宽松，让美国陷入一轮接一轮资产泡沫，实体经济被严重挤压，同时，美元持续贬值，推高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让世界经济遭遇通胀吞噬。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美联储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是始作俑者。特朗普炮轰美联储，既戳中了经济深层次弊端，又赢得了广泛民意，成为他胜选的重要因素。

出于竞选承诺、捍卫美元信誉，还是出于纵深经济战略考虑，特朗普上台后，必然力促美联储朝紧缩货币道路回归。面对特朗普飙风，世界各国必须紧缩银根（提高利率），才能抵御资本外流和货币贬值压力，否则，随着金融动荡，经济陷入深度萧条很难避免。全球更加激荡的经济格局正悄然开启，各国政府做好充分准备了吗？